柳传志不做谭嗣同甘做犬儒对吗低温干燥机

柳传志不做谭嗣同甘做犬儒对吗？●

柳传志不做谭嗣同甘做犬儒对吗？●2014-04-02 11:10:36 来源：中国建材新闻网综合消息分享到：视点：柳传志自比不做谭嗣同，胆子可不小啊……柳传志不做谭嗣同 甘做犬儒21世纪经济报道

近日，政商关系的话题又因柳传志而起。柳传志表示，企业较大的挑战在外部环境。创业初期他曾花费很多精力在适应和应付外界环境上，为了保证企业能够安全运行，努力创造一个适合企业发展的小环境，一直秉承不惹事的心态，跟政府和谐相处。“所以，我说软弱是真的，不是嘴巴上面说说。”

去年这个话题也曾引起热议。在一个转型经济体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边界依然没有厘清之际，这种话题必定是重要的，也是企业家们绕不开的。柳传志用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做企业时的经历试图说明，不要得罪政府机关办事人员，否则，企业在机关办事会遇到种种刁难，因为自己是“普通老百姓”。

很明显，上世纪末经济刚开始起步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全不可以与当今同日而语，尽管不能说现在政府对于市场的边界已经完全搞清楚了，但是这个关系的确是进一步明晰化了，这得益于市场中底层与精英对改革的推动，以及政府对于规范自己与市场关系的种种改革。以上世纪末的经历来继续得出“不惹事”、“软弱”的谨小慎微的论点，更多是一种杯弓蛇影式的心理，掺杂着一种对传统的“士农工商”排序的认识惯性，而对于维护现今市场经济环境来说也没多大裨益。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来就不是能够一步到位的。纵观主要国家的历史可以发现，权利以及市场规范，很多时候都是由底层或是社会精英来推动的。最初，人们经历了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然后从自觉走向自发，不断推动着各项权利的成熟，这个过程在一些国家中表现为激烈的斗争与牺牲，在一些国家则是相对温和的转型。无论哪种过程，都说明权利不是天赐的，也不是你不闻不问就能实现的。尤其是对社会精英来说，他们经常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柳传志表示不做谭嗣同，不会再快死时还说快哉快哉。这种明哲保身相信也是很多企业家们尤其是中小企业家们的想法，明哲保身，尔后安安稳稳地赚钱，有些投机者甚至还想通过行贿寻租来捞一笔再说。不过，谭嗣同当时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当代企业家们主要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意，他们认为谈政治多余或惹事，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生意。二者的情境不同，境界也是不同的。

犬儒主义的危害，就是有能力的人只关心自己的事情而对公共话题选择不发言。而这里的悖论是，现在最有能力发言的人恰恰是这些商界的人士。他们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不仅人数多而且发声也容易为社会与政策制定者所知。如果他们都一味选择犬儒，那么对市场经济的完善以及政社关系的良性化，都是不利的。每个人的微发言，有时会带来微改进，到最后可能就会产生“化学变化”，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实质性的改进与好处。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已经充分显示，要是没有那些最初冒险的常识与试验，很多事情都不可能起步。

柳传志谈政商关系：坚决不当谭嗣同新浪财经

?“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2014中信书院大讲堂”于2014年3月3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演讲中回顾了联想成立之初，由于告状导致被政府刁难，从此学会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不告状。他还表示，自己坚决不当谭嗣同，“临死时候还说快哉快哉，我没那么高的水平”。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30年前创业的时候，1984年给您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柳传志：84年的时候是把我们的手脚放开了，我刚刚问了王石总了，84年为什么创业？为什么您也是84年？听了以后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就不说了，我84年创业是有必然性的，是为什么呢？中关村(5.80, 0.27, 4.88%)这一条街上所有的公司都是84年的。是84年的年初我们是在后面84年的年末，为什么是84年？跟当时的周光照先生他到国外访问了以后，了解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成果真的是变成产业，变成产品的话，一定是要在企业里面要有研究。因此回来了以后就是特别提倡科学院的人出来办企业。后来把这个话总结为一院两制，一部分做基础研究，一部分出来办企业。这样情况下科学院里面有很多的同事都是纷纷出来了。当时是在中关村就是二通二海，除了四通以外，那个其他的三家都是科学院的直属单位的人出来办的企业。所以，大概我在那一年也是因为这个所以还是有一点必然性。

主持人：您觉得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柳传志：我觉得我们跟万科有相同的地方是。第一还是有一定的吨位，这个吨位最起码能够在世界上面在中国人面前展示，我们能够参与竞争，我们能够做的好，联想里面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关心都是认可一件事情是在中国这个计算机行业极为薄弱的时候，外国的计算机领域大军全部进入到中国市场，中国市场那些年发展非常快，就是这种情况下一个民营小企业，一个国有民营小企业竟然能够战胜了外国的大企业。当时，中国正准备加入WTO，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打过？充分说明我们竞争的行业我们是能够打的过。后来并购IBM[微博]的成功说明中国人有智慧有能力进入到世界上面展开竞争，这个是一个吨位。另外，我觉得30年这个时间中国发生很多事情，企业不断创新会被淘汰。能够不被淘汰能够继续发展到今天还继续在茁壮成长，这个也许还是有可称道的地方。

主持人：我们也是可以看到，企业作为独立的力量在中国社会当中的这个力量的显现性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个也是会带来一个关心的命题，我们摆脱不了政商关系。王石先生说的著名的话就是不行贿。当年很多人都是不相信的，现在没有多少人在对这三个字置疑，比如说，像王说远离政治，柳总怎么看政商关系？

柳传志：办这个企业的头80年代到90年代的中期之前，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适应和应付环境。应付环境的一些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这样总结。为了让企业能够安全运行。我不是特别的了解王总在具体遇到这种因素的时候怎么处理。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什么叫安全运行。88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小作坊，就是一个小工厂，因为国内不给我们生产批文，不让我们建工厂。所以，我在香港台湾建了一个小作坊，后来香港就是房子也是贵，人工也是贵，我们就把工厂搬到了深圳。于是，从香港把元器件运到深圳生产，再到国外卖。具体什么原因不知道，反正是在深圳的同事得罪了海关的人，这个当时给了我们一个很重的不合适的惩罚，当时我们还是不谙世事，少不更事。所以，到海关总署去告状，告状的结果是总署有人到深圳做了了解，了解了以后没有给我们处罚，这一件事情听着是好事，其实是不好的事情。过了几天以后，我们从香港运大货车，那个时候关口少，所以每天早上排队运车那个大货车能够排2公里。海关的人一看这个车是联想的，就把这车叫出来说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都是无可非议，检查完了以后就让车从头回去排队。来来回回几次，今天一次，连续来几次我们就是知道了，这个地就是待不下去了，从此，我就是学会懂得了原来不能告状。真的告状了以后就是不能安全运行。

但是，你怎么能够让他不欺负你，又能够不告状，于是就是想出很多的办法，比如说你要认识一些领导，但是不能够向他们告状。比如说海淀区，当时海淀区有一个直接管我们 女工作人员，确实对我们多次刁难，我坚决就是不告状。但是，那个时候联想已经在海淀区很举轻若重了。我就跟北京市副市长提过，有一些部门对我们不合理。我就是说一说，他再让我说细了，我就是不说了。但是我告诉他，如果我待不下去了，你得明白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他就不再问了。后来事隔一年之内，这个女士确实也是过于蛮横，最后终于爆发了。是因为我生病住院，别的同志替我主持工作，他是有一个什么要求，结果那一位竟然就是拒绝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闹起来了。我就是提前垫底了，领导也是很理解，把这个事情很快处理了。把那个同志调离开有关的单位，离我们远远的，就是这样处理的。这样处理的做法就是一次可以，千万不要惹事，我跟政府就是尽量让我们有安全运行的环境，所以我们努力不惹事。所以，我说软弱是真的，不是嘴巴上面说说，运行环境上面有不利的地方就是收着点。我反正坚决不当谭嗣同，临死时候还说快哉快哉，我没那么高的水平。

主持人：为什么柳总也是40，50岁了，也是一个不小的公司的老板，可是在政府部门里面可能一个处长，一个科长，就是能够把柳总训的服服帖帖的。

柳传志：咱们毕竟是老百姓。

主持人：毕竟基层工作。

柳传志：这个话真的是不能刺激政府部门，我跟我们同志有时候就是在讲，这个是真的。当时跟科学院一些，当时联想的员工，我一开始办企业的时候就是跟所里面谈好了。我要的是管理权限，比如财务支配权，我把税该交的利润都是交了，剩下怎么支配？所里面不要管。比如说，我们怎么发奖金，怎么做都是我们做。业务发展好，同事们收入还是很高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当时要跟院里面的一些有关的部门领导打交道的时候，就让大家想想，他们收入比你们差多少。人家态度不好一点我们该受。这个虽然说起来有一点怎么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更多人是一种方法，我们当然是希望政府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既然不是这样的话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自己应该更好的检讨自己。只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就是很软弱，这个确实是如此。

主持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要成长的一个必须的选择。

柳传志：这个是一个过程。我想申请再讲一个故事可以吗？我其实没有敢说这个话，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当时我是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年91、92年记不清楚了。我从香港回到北京，就是科学院审计局姓陈的一个局长到联想来审计，审查的时候查出了一张单子。这个单子里面有送给一些企业的电视机、茅台酒等等。大概一共加起来大概是10几万，20几万块钱，那个还不是送给个人的，那个是单位买东西的时候就是等于是给单位，就是单位集体的回扣，确实不是给个人的。

这个也是属于鼓励买东西的一种方式。这个时候局长就是问我，要求我把这个东西都是送给谁的，那些名单交出来。后来，我就赶紧找销售部门的人拿到这个名单，然后，我就问销售部门的人，我说这个东西是主动给人家的还是人家提出要的？这个是要说清楚的，他们告诉我，绝大部分都是主动给的。卖东西的时候还搭上什么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就是给陈局长说，确实有这一回事，但是名单不能给你。因为确实不是人家主动要的，给了你以后我们没有办法跟人家交代。后来陈局长给我一句很重的话。老柳，你给科学院办了企业，联想已经比较突出的了。但就这一条关你5年以上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把这个说出来变成是你自己拿回去等等，你说不清。随便弄一个帽子关你5年以上是完全可能的，弄的我非常的难受，说还是不说呢？我回去了以后，一天回来给他一个答案，我可以交，但我只把这个条子交给周院长，我交给院领导，这样行不行？后来我就是把这个东西交给院领导，院领导根本就是没有问，这事儿就过去了。

当时是一个什么环境？我不敢说完全没有行贿？我下面同志怎么做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社会就是这样过来的，讲84年那个状态的时候，讲到邓小平南巡，大家觉得邓小平南巡觉得没有什么，其实，当时很多老同志到深圳看了以后痛哭流涕，怎么中国变成这样了。王石你记得是不是这样？中国怎么变成资本主义变成这个样子了，恨的不得了。当时就是特别的愤怒，这种情况下南巡情况下给予了肯定。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很干净的，当时像我们这样的肯定是不情愿行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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